陕西乾县第一中学语文组：陈森
《窦娥冤》是一部伟大的典型悲剧作品，其中窦娥故事有着悠久的历史，它不仅是关汉卿一个人的心血，也是古代劳动人民的血泪结晶。它反映了元代社会的黑暗，并酣畅淋漓地揭示了元代社会惊心动魄人间惨象。是元代戏剧乃至整个戏曲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。
先秦两汉“东海孝妇”的传说
其实窦娥故事早在先秦就萌芽了。在《淮南子》中，有一个古老的传说，原文是“庶女叫天，雷电下击，（齐）景公台陨，支体伤折，海水大出。”不过，这段文字极为幽邈难明。在《昭明文选》载梁江淹《诣建平王上书》中，有“庶女告天，振风袭于齐台”之句，即用此典。在该文的唐代李善注文中，引用了一段已佚的《淮南子》许慎注，使我们看到了庶女故事的端倪。“庶女，齐之少寡，无子养姑，姑无男有女，女利母财而杀母，以诬告寡妇，妇不能自解，故冤告天。”这和后来的“东海孝妇”一事极为相似，都是小姑诬杀寡嫂，引起上天变异。
这个传说使很古来的，《淮南子》曾成书于西汉武帝时，但它保存了不少远古和先秦的神话、传说。如《女娲补天》《后羿射日》《共工争帝》等，所载庶女之事，作为先秦传说，当属可信，它也许事我国最早的一个冤狱传说。
在《淮南子》之后，庶女故事衍化成为东海孝妇事，东海孝妇传说并不始于《汉书于定国书》《汉书》的作者班固是东汉明帝时人，而在此一百多年前的西汉，宣帝时的刘向《说苑》就已记载了这一故事：
东海有孝妇，无子，少寡，养其姑甚谨，其姑欲嫁之，终不肯，其姑告邻之人曰：“孝妇养我甚谨，我哀其无子，守寡日久，我老累丁壮奈何？”其后母自经死，母女告吏曰：“孝妇杀我母。”吏捕孝妇，孝妇辞不杀姑，吏欲毒治，孝妇自诬服，具狱以上府，于公以为养姑十年之孝闻，此不杀姑也，太守不听，数争不能得，于是于公辞疾去吏，太守竟杀孝妇。郡中枯旱三年，后太守至，卜求其故，于公曰：“孝妇不当死，前太守强杀之，咎当在此。”于是杀牛祭孝妇冢，太守以下自至焉，天立大雨，岁丰熟，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。《说苑.贵德》
这段孝妇传说和《淮南子》中的庶女传说相比，情节轮廓一样。显然是有血缘关系的，“孝妇”是由“庶女”蜕变发展而来，但孝妇事磨纯了庶女传说的思想锋芒，也正因如此，它在封建社会才畅行无阻。它强调了孝妇的“孝”，于公的“德”，这就为它的流行开了通行证，但原来庶女传说德基本情节，还是无法涂改德，它仍然保留了原传说德人道主义精神，在“畏天命”的时代，“三年枯旱”，也是可以使统治者惊心了，老百姓仍然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欣赏它，这是它继续流传的重要原因。
六朝 唐宋 传说纷纭
六朝 唐宋 是庶女和孝妇传说的极大发展时期，《窦娥冤》故事的形成和这一时期传说的发展，有重要的关系。
晋，干宝《搜神记》所记周青事，颇有价值，《窦娥冤》中血飞白练的情节，在这里初露端倪：
长老传云：孝妇名周青，青将死，车载十支竹竿，以悬五幡。立誓于众曰：“青若有罪，愿死，血当顺下；青若枉死，血当逆流，”既行刑已，其血青黄，绿幡竹而上标，又绿幡而下云。
这就是窦娥冤临行时所说：“我不要半星热血红尘洒，都只在八尺旗枪素练悬”的情节张本。这个情节增添得好，它突出了“冤”字，冲淡了“孝”字，没再给于公搽粉。用“血当逆流”的反常现象，形象地说明是非的颠倒。
孝妇事不光在民间流传，也受到历代朝廷的重视，甚至六朝南齐在修定刑律时，当时的廷尉孔稚珪给皇帝上表，直接把孝妇之事当作典型案例来引用，他说：由于法律成空文，致使“于公哭于边城，孝妇冤于遐外，陛下虽欲宥之，其已血溅九泉矣。”这使我们知道，并不是把孝妇事当作“传说”来看的，而看作是一个朝野咸知的冤狱案例，所以表文里不必介绍详情，连皇上也是熟知的，可见其影响之大，关汉卿选择这个传说，是确有真知灼见的。
总之，六朝,唐，宋，是有关窦娥故事传说的极大发展时期，奇情纷出，变化百端，为窦娥故事的形成，提供了丰富的情节基础。
孝妇传说进入戏曲，《窦娥冤》故事形成
孝妇登上了戏曲舞台，始自元代。戏曲的群众性进一步扩大了传说的影响，孝妇事成为元杂剧的重要题材。但元钟嗣成《录鬼赋》在王实甫的名下，载有《于公高门》一本，全名《厚阴德于公高门》，似以于公为主谱东海孝妇事。曹栋亭本作《东海郡于公高门》，等等很多，但戏名即为“于公”，于公一定要上场并占很大比例的。这便和《窦娥冤的情节有显著不同，他们往往原封不动的去写东海孝妇故事，而只有《窦娥冤》是把传说和元代现实结合起来写成的一部杰出新作。
《窦娥冤》故事渊源于东海孝妇，但它不是传说的戏曲化，两者的关系是蛹蜕化为蝉。作者给传说以新的时代内容，其倾向之鲜明，思想之尖锐，是前代传说集大成者，又是前代传说无法比拟的。
《窦娥冤》的继承与创新
在原孝妇传说中，有三个环节是与《窦娥冤》的形成血肉相联。
一：孝妇（庶女）是人间不幸的化身，她没有亲眷，没丈夫和儿女，没权势钱财，她性格善良而又坚强，总之，是个孤苦卑贱的年轻寡妇。所谓“庶贱之女，齐之寡妇”，“无子不嫁，事姑甚谨”，这是塑造窦娥最早的悲剧形象模式。
二：她本应受到人间的同情与关爱，但却被诬杀了。
三：她的冤愤之情，震动上天，使上天发生巨大变异。
以上就是构成传说的三个骨干情节，也是全部精华所在。它凝聚了可贵的人道主义精神。《窦娥冤》在继承其骨干情节的同时也继承了它的思想精华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《窦娥冤》是历代人民智慧的结晶。另外关汉卿根据元代现实，对原传说进行了改造，使其中人物富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社会属性，揭示出了窦娥冤情和悲剧的社会根源。
有关孝妇的所有传说，都把悲剧的起因，归结到诬陷孝妇的小姑身上，这是不够典型，而且缺乏社会意义的。关汉卿洞悉到悲剧发生的社会因素，把悲剧的制造者，改为张驴儿。由于张驴儿是在元代社会条件下产生的，因此便加强了悲剧的社会意义和时代色彩。另外，关汉卿改变了传说中另一人物，即诬杀孝妇的太守。他是悲剧的直接制造者。通过窦娥的控诉，针锋相对地指出：“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，使百姓有口难言”。因此他笔下的太守桃杌，昏庸贪暴，丑恶之极，从而戳破了粉饰苟政酷刑的假面。
在作者创作的诸多形象中，最成功的即窦娥。这是一个感天动地的悲剧形象。可怜的身世，善良坚强的性格，具有着大胆的反抗精神不仅仅是反抗着自己的遭遇，甚至是整个元代社会。它是关汉卿的创造性在思想上的突出表现，窦娥成为两千年来孝妇传说发展的最高典型。原传说隐含着的人道主义精神在《窦娥冤》中成为锋芒毕露的批判武器。
《窦娥冤》是一部伟大的悲剧作品，其语言，艺术手法等方面还有很多堪称经典的地方。在这里，只是简单地对其故事渊源进行探索，从中可以看出关汉卿对前代文学的吸收与借鉴，从而更好的把握作品本身，更深入地了解作品的思想成就。认识难免肤浅，如有不到之处，敬请指正。
